圍城未必有霧霾

這學期上王風老師的《近代文論》，從吳汝綸和嚴復談論《天演論》的文字聊起，途經章太炎、劉師培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周氏兄弟、王國維等人，希望期末能抵達姚永樸和黃人。

這是一門讀書課，師生共識是：不參考注釋本，需輔以各種工具書，細讀字句，挑出問題，一起討論。看似容易，實際耗神。比如章太炎一篇《原學》，認真讀下來可能就過了大半天。老師猜透學生心思：“不要焦慮自己讀得慢，然後煩惱其他書籍何時才能讀完。每篇文章的句式用字不同，閱讀節奏自然各異，不可能永遠如此地慢，也不好永遠如此地快。熬得過這種訓練，往後閱讀速度必然翻倍，更加得心應手。”

“近代”離不開學界普遍定義，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始，1919年五四運動為終。之後就是現代文學燦爛30年，1949年成為當代文學的起點。我一直疑惑這種分期為何如此堅固，單純用政治動向來規劃文學發展，很容易被反駁批評。翻到王風老師《“近代文學”“新文學”“現代文學”諸問題》，再從文中討論找出洪子誠老師《“當代文學”的概念》，并讀兩篇才理出清晰思路，也明白後來各種“重寫文學史”隱含的策略及呼應對象。

【近代文學】是個尷尬分類。它所包含的人物和思想與【現代文學】相契合，兩者之間的繼承與轉化不可忽視。可是它卻被學術體制規劃到【古代文學】，成為先秦至清代之後的小尾巴。為了配合文學史的“發展情節”：清代盛世逐漸衰敗，現代文學滿天神佛，卡在中間的近代文學只能充當【過渡文學】，成為後人津津樂道的，調整之後的面貌——君臣昏庸、戰亂饑荒、泰西蹂躪、變法自強、期待五四文人拯救沉睡的靈魂......

研究現代文學的，多數還是抱著“認祖歸宗”的心態看近代文學，比如好奇周氏兄弟為何白話文一流古文造詣更強大，才往上追溯：原來他們的老師叫章太炎；比如考察小說何時從不入流晉升文類大宗，才往上追溯：原來喊出“小說治國”的叫梁啟超。

研究古代文學的，從先秦到清代已自成體系自有經典，也型塑自己的“研究段優越感”。加上在文學史課堂，來得及講完清代文學已經功德無量，近代文學註定只能成為大敘述中的小尾巴。以上兩段的口吻或許主觀偏激，但也與現實相差不遠。

對於自己來圍城讀書，身邊驚訝的人占多數。在那裡我們常常談論批評圍城的問題與矛盾，他們不理解這個選擇的意義是什麼。對於自己報考近代文學，圍城驚訝的人占多數。在這裡先秦兩漢研究與語言文字學是熱門，他們不理解這個選擇的意義是什麼。

前一段時間，我總是以霧霾冷風搪塞各種試探與問候，為的是讓自己稍微清淨，能夠潛心讀書，處理各種後續。如今生活恢復平穩，才發現自己談霧霾太頻密了，應該稍作澄清。

圍城未必是錢鍾書筆下的《圍城》，也未必是陳德森執導的《十月圍城》。圍城未必有霧霾，城市與城市之間，只有縫隙與隔閡，只有此岸對彼岸的揣想。我們純粹遊走其中，左手把玩手中碎片，折射屬於每座城市的光影；右手緊握標好途徑的地圖，默默前行。